设想一下,你躺在手术台上,医生不但没给你打,也没有消毒,他刚做完一场解剖,甚至连手都没洗!医生对你说:“我们开始手术吧。”这不是恐怖片中的情节,而是线年代,这还是医院的基本操作。也许对当时的病人来说,进医院之后靠的就是“生死由命”了。翻开这本《极简医学史》,您可以看到我们人类这5000多年来面对疾病、死亡的威胁,为了活下去付出了多大努力。本书高度凝炼了人类在医学探索中的50个里程碑事件,每一个都足以影响无数人的命运,甚至可以决定生死存亡。

时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夺去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而我们仍未知这场抗疫战争将持续多久。正如14世纪被鼠疫(又称“黑死病”约5000万人死于此病)的恐惧笼罩下的欧洲,当我们处在某种尚来得到有效防治的疾病(通常是传染病)的死亡威胁下时,每个人都惴惴不安:医学何时能治愈并防控这种疾病?

细数人类5000多年的医学史,这种至暗时刻并不鲜见,可以说我们从未停止与疾病和死神的较量。如果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没有顶住政府施加的压力,停止为病人接种天花瘦苗,而爱德华·詹纳也没有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风险更低的牛痘接种的话,天花这一夺走全球数亿生命的传染病也不可能在1980年被彻底消灭;如果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没有发现死亡率极高的产褥热是通过医护人员未消毒的手传染的(100多年前,医生们在手术前是不洗手的),可能产妇至今还宁愿在家中分娩,也不愿去医院直面死亡;如果罗伯特·科林没有确定结核杆菌是引起结核病的主要病原菌,进而促使阿尔伯特·卡尔梅特和卡米尔·介兰发明了卡介苗,可能结核病患者还要像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排着队乞求国王触摸自己来获得治疗,甚至会像新英格兰的一种民间疗法那样,挨家挨户去围剿“吸血鬼”并焚烧他们的心脏……

医学史是人类与死亡抗争的历史,每一个片段都可能关系到族群的生死存亡。海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极简医学史》精心筛选了50种人类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疾病研究,从史前人类的医疗痕迹——“冰人奥茨”的刺青和草药袋、有整齐圆孔的头骨,到现代人的医学突破——试管婴儿、癌症预防、3D打印人体仿生部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疾病的医学探索过程都是从死神手中挽救生命的背水一战,也是人类不断了解自己,从而破译生命密码的伟大征程。这些医学研究发现的过程大多漫长得让人备受煎熬,有些长达千年,甚至今日仍悉而未决。两位美国作者玛格丽特·维利亚尼(医学博士,布朗大学沃伦·阿尔珀特医学院妇产科临床教授)和盖尔·伊顿(罗德岛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研究研究生院儿童文学教授)将医学家们研究过程中难以言说的曲折与艰辛,撷取为一个个凝练的故事,并配以大量震撼人心的珍责照片与精美画作,让您在极短的时间内纵览人类这5000多年医学史上的“高光时刻”,并从中感受生命的脆弱和伟大。

▲1921年以前的某个时候,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因为坏血病导致的疼痛而哭泣。

我们现代习以为常的治疗方法,每一种在被接受之前都经历了医学家们无数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不少现在人尽皆知的医学常识,在第一次提出时甚至饱受质疑和抨击,比如波士顿医生博伊尔斯顿推行接种天花的疗法。书中记载:1721年的波士顿天花肆虐,博伊尔斯顿致力于抗击天花,身体力行地推广接种疫苗的方法。尽管当时在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接种疫苗早已司空见惯。不过,这样做风险很大——接种会使人生病,大约2%的人会死亡。但自然患上天花的死亡率约为30%,人们知道,即使是轻微的天花病例,其幸存者也能终身免疫。当疫情肆虐时,接种疫苗可能比寄希望于避免感染更安全。但他和同样建议推行接种疗法的科顿·马瑟却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与攻击,政府命令博伊尔斯顿停止给病人接种疫苗,公众舆论把矛头指向了他们,人们甚至把一枚燃烧弹扔进了马瑟家。但博伊尔斯顿战胜了压力和恐惧,为248名病人接种了疫苗,并在隔离期间照料他们,最终只有6人死亡,仅占2%。与此同时,天花感染了5889人——超过了当时波士顿人口的一半,844人丧生。幸运的是,博伊尔斯顿的接种疗法获得了一位大使夫人的支持,并提倡在英国推行这个方法。1980年,这种疾病被消灭了。

另外,书中还有一个章节,讲述的是1847年发现的一个医学结论:洗手就能降低产妇生产死亡率。产褥热是19世纪医院中常见的一种细菌感染,甚至在医生协助下的家庭分娩后也很多见。它能摧毁因分娩而筋疲力尽的女性的生殖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1843年,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美国宣布这种疾病是通过医生未洗过的双手和衣服传播的,但是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1847年,维也纳医院的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作为约翰·克莱因教授的助手,他负责管理医院第一诊室。1841~1846年,第一诊室的死亡率为9.92%,而第二诊室的死亡率为3.88%。是瘴气惹的祸吗?不,两个诊所在同一家医院共用一间接待室,所有病人都呼吸同样的空气。因为人太多了?不,第二诊室的人更多。塞麦尔维斯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假设。他极不情愿地断定,疾病是从太平间携带至第一诊室的。1840年之前,这两个诊室在人员配备和死亡率方面都是一致的;1840年之后,第一诊室由受训的医学生负责,第二诊室则由助产士负责。医学生平时会做尸检、而助产士不会。后来,塞麦尔维斯的一个朋友在尸检中被解剖刀割伤,不幸离世,他出现了产褥热的所有症状。塞麦尔维斯推断,尸体中的一些微粒将疾病传染给了他的朋友,而教授、护理员和医学生的手上都有这种尸体上的微粒,产妇可能也是因此患病的。那年5月,他开始要求每个人都洗手,不只是用肥皂和水,还要用漂白粉。1847年上半年,第一诊室的死亡率为7.82%,这一方法实行后的下半年,死亡率就下降到3.04%。塞麦尔维斯认为产褥热没有传染性,它可能是“因其他疾病引起的”。这一病症也不是瘴气造成的,它通过“腐烂的动物有机质传播”,或许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历史证明塞麦尔维斯的做法是对的。1867年,詹姆斯·扬·辛普森调查了180多万例分娩手术,发现产妇在医院生产的死亡率为3.4%,而在家里生产的死亡率只有0.47%。他的报告遭到猛烈的攻击但是,约瑟夫·李斯特和路易斯·巴斯德的细菌理论很快给医生们提供了解释和控制感染的新方法。此后,情况才有所改善。

DNA,作为一个化学名词的缩写,在今天早已无可置疑地成为我们日常语言的一部分。但谁又能知道,发现DNA携带基因的奥斯瓦尔德·埃弗里,在20世纪40年代颇具争议,因此可能阻碍了他获得诺贝尔奖。书中记载:1913年,埃弗里受雇于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研究肺炎。20世纪早期,肺炎是人们死亡的主要原因,埃弗里和他的同事们想找到更有效的血清疗法。他们需要对入侵的有机体进行分类,建立快速诊断测试,制定出可靠的方案让马体内产生血清并使其标准化、从而使所有的剂量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很难确定可能引起肺炎的肺炎链球菌,因为它们并不是在所有病例中都能被发现,但在一些明显健康的个体中却被发现了。埃弗里不愿相信肺炎链球菌会发生遗传性改变,因此他继续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了造成这种遗传性改变的物质。它并不是科学家所预期的蛋白质,而是脱氧核糖核酸,又叫DNA。科学家们知道DNA的存在,但没有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1871年,弗里德里希·米舍在研究脓液时发现了这种物质,19世纪80年代,它被称为核酸。19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实,由核酸和蛋白质组成的染色体在活细胞的生长和替换中起主要作用。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们对染色体有了更多的了解,开始绘制基因相对位置的图谱,并在精心培育的海胆、玉米和微生物真菌上检验了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兴奋之情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工作证明了这一点:染色体控制着遗传,但DNA却无法控制遗传。

除了讲述这些医学故事,该书中还特意整理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自设立以来120年(1901~2021)的全部获奖者、国籍、获奖时所属机构及获奖原因总表(包括2021年10月份最新颁发的获奖者信息),为您呈现最清晰、最有条理的人类医学史全景。

人类与疾病的战争不会停息,但凭借人们的智慧、矢志不渝的探索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当下困扰我们的疾病终将只能存在于历史书中。正如美国总统杰斐逊曾写信赞美发明了牛痘接种技术的詹纳:“你从人类苦难日历中撕掉了那最残酷的一页。你应感到欣慰,人类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未来,人们只会从历史书上知道曾经有一种可恶的疾病叫作天花,是你消灭了它!”(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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