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壤污染已表现出多源、复合、量大、面广、持久、毒害的现代环境污染特征,正从常量污染物转向微量持久性毒害污染物,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尤其如此。”

中国受污染的土壤到底有多少?污染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土壤对污染的承受力在何时会达到极限?

这些暂时不能解答的疑问,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土壤污染预防与治理的现实状况。

赵其国:土壤污染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环境问题当中的核心问题。最近五年,土壤污染问题渐次浮出水面,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因为形势与现实都要求必须重视。不重视与正视这一问题,就会使人类的健康与生命,受到负面影响。

我们现在讲环境,实际上其概念是讲“水、土(土壤)、气(大气)、生(生物)”,再加一个“岩(岩石岩层)”。地球表面上“水、土、气、生、岩”是一个整体,构成了整个环境。它们是人类赖之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宝贵的资源,然而它们的变化,也导致了环境问题。

如果“水、土、气、生、岩”保持得好,就会对人类的发展提供正面的影响,提供给人们生活环境、物质环境、健康环境,这就是自然资源。但是现实并不如此,由于人类的发展速度快,使“水、土、气、生、岩”发生了变化,使这个正面的影响变成了负面的影响,这就变成了环境问题。

世界上所有的土壤类型,我们国家几乎都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我们国家也有。中国的土壤在世界上最有代表性,它分布的广阔性、分布的类型性、分布的多样性,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为什么中国土壤污染问题是严峻的?从全球角度看,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土壤是世界土壤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地球表层陆地表面的代表,所以显得很重要。

赵其国:土壤污染本身就是看不见的。它被污染的化学元素,如重金属元素,铜、铬这些东西,都是人所看不见的细颗粒的元素。科学的东西就是解释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土壤污染问题被忽略其实正是人类应加以注意的原因。

赵其国:近2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我国因污染退化的土壤数量日益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土壤质量恶化加剧,危害更加严重,已经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未来15年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赵其国:土壤污染的特点主要有四个。首先是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废弃物污染等问题一般都比较直观。而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和农作物的残留检测,甚至通过研究对人畜健康状况的影响才能确定。因此,土壤污染从产生污染到出现问题,通常会滞后很长时间。

二是具有累积性和地域性。污染物质在大气和水体中,一般都比在土壤中更容易迁移。这使得污染物质在土壤中并不像在大气和水体中那样容易扩散和稀释,因此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积累而超标,同时也使土壤污染具有很强的地域性。

三是具有不可逆性。如被某些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需要200~1000年才能够恢复。

四是土壤污染治理的艰难性。如果大气和水体受到污染,切断污染源之后通过稀释作用和自净化作用也有可能使污染问题不断逆转,但是积累在污染土壤中的难降解污染物则很难靠稀释作用和自净化作用来消除。土壤污染一旦发生,则很难恢复,治理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

依据上述特点,土壤污染的预防胜于治理,因为,一旦被污染,又有隐蔽性,就容易通过被污染的农产品,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影响。

赵其国:农产品就是食品,食品也是农产品的一个概念。所以农产品及食品的安全应该是统一的,应该是一致的。食品不安全,肯定就是农产品不安全。因为食品都是来自农产品。

赵其国:不安全分为两种。一种是像激烈的战争一样,对人类死亡的威胁;还有一种不安全,是作为一个生态的过程,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长期的,有时候是不能够被人所察觉的。这种不安全带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叫生态的不安全。

赵其国:像SARS,SARS是什么问题,现在我的看法可能是环境引起的。它不是老天爷从天降的,可能是由水环境、大气环境等生态环境所影响的,现在人们还不能完全认清这个现实,但是环境当中有突发的因素。

赵其国:2001年,国家进行了一项“典型地区土壤环境质量的勘测”,这是试图要摸清全国土壤环境污染的状况,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比方说在广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辽宁大连这些地方。

但是,中国受污染的土壤到底有多少?污染范围究竟有多大?土壤对污染的承受力在何时会达到它的极限?有没有一个极限?中国现在是13亿人口,随着人口增长,中国的土地质量能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2006年国家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准确地回答上面这些问题,估计近两年将有明确的回答。

《瞭望》: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已经进行三年了,这次调查对中国土壤污染防治具有何种积极意义?

赵其国:积极意义有几条,第一是了解了本底情况。先把中国土壤污染的面貌弄清楚,像人看病一样,第一步是诊断,弄清是什么病。第二个是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来源是什么,来自哪里?关系要弄清楚。污染源是哪些?有面源、有点源,有生物的、有非生物的、有化学的。第三个治理过程要清楚,用什么办法,针对什么情况怎么治?我们有办法。再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总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

以上这几条就是很大的成果。我想这次调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后,根据调查的结果,要制定相应的法规与政策措施,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赵其国:农业活动对农业土壤中污染物的含量影响很大。农业活动包括农药、肥料的施用、农用地膜等化学产品的使用、灌溉水质和方式及农业生产的复种指数等因素。长期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和农用地膜等农用化学品,不合格的灌溉水质和不合理的农田漫灌方式,加上高复种指数等因素,易造成土壤和农产品污染。

据估计,截至20世纪末,中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面积达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面积为130多万公顷。每年因土壤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万吨;另外还有1200万吨粮食受污染而超标,二者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多亿元。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药使用量大。长期使用农药造成病虫草害物种抗药性增强,导致农药投入量有增无减。30年来我国累计使用DDT约40多万吨,占国际总量的20%。1997年我国农药总产量达到41万吨,每年农药的使用量在25万吨左右,是世界上第二大农药生产与使用国,仅次于美国。

赵其国:调整农药产品结构,逐步淘汰高毒、高残留农药产品。减少化肥施用量,增加生物有机肥料。研究表明,污泥复合肥对小麦的增产效果和土壤培肥效果明显优于化肥,同时还可以促进我国日益突出的污泥资源化的出路问题。我国大部分的城市污泥经无害化处置后,在正常施用量下,污染土壤的风险较小。可见,推广使用生物农药、有机肥料和可降解塑料薄膜,有利于缓解土壤污染的恶化。

《2006年国家城市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年度报告》显示,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平均为42.55%,其中200个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0,全国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不升反降,比上年下降7.24%。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逐年上升,但城市水环境污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在大气沉降方面,据环保部介绍,我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已居世界第一,超出大气环境容量的80%以上;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3。造成二氧化硫高排放的直接原因是火电厂。国家希望能够在今后电站建设中扭转这一趋势,加大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在今后规划中将适当控制燃煤火电比重。

在垃圾废弃方面,《2006年国家城市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年度报告》显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为59.48%,187个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0;155个城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为0。南京某垃圾场土壤中绝大部分重金属含量均高于当地的背景含量,这说明与垃圾中重金属释放有关。

总之,我国土壤污染已表现出多源、复合、量大、面广、持久、毒害的现代环境污染特征,正从常量污染物转向微量持久性毒害污染物,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尤其如此。我国土壤污染退化的总体现状已从局部蔓延到区域,从城市郊区延伸到乡村,从单一污染扩展到复合污染,从有毒有害污染发展至有毒有害污染与氮、磷营养污染的交叉,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农业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或混合的态势。

赵其国:首先是污染农作物。在我国,当年高残留有机氯类农药的大量生产与使用,使得其在土壤、粮食、果蔬和畜产品中的残留量,曾高居世界首位。

根据1983年全国粮食有机氯农药的调查,在90.9%小麦、玉米和水稻类样品中有六六六检出,超标率为714%,平均残留水平110微克/千克。粮食中DDT污染相对较轻,超标率为0.2%,平均残留20微克/千克。1988~1989年,根据农业部调查,稻谷中六六六残留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一般降低了一个数量级之多,DDT也大致如此。

1991年对我国生产的各类食品中六六六、DDT残留量调查表明,禁用10年后DDT在食物中的残留水平高于六六六,尤其表现在水果和蔬菜中。蛋、乳制品及植物油等脂类农产品中有机氯农药总量仍很高,水产品中残留量也高达57微克/千克。

我国大多数城郊土壤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污染,致使许多地方的作物明显减产。土壤中的污染主要集中在土壤表层,而作物根系也主要生长在土壤表层。当作物吸收和利用土壤表层中的营养物时,会增加对污染的吸收,污染土壤中的污染物被农作物的根部吸收,使农作物体内的污染物含量增加,从而降低其营养成分,影响其质量与产量,最后污染物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

无论是直接的土壤污染,还是由土壤污染导致的大气、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最终都会对动物和人造成危害。这些可能引起的危害包括:一、功能异常和其他荷尔蒙系统异常;二、生殖障碍和种群下降;三、肿瘤和癌症等损害;四、行为失常;五、免疫系统障碍;六、性别混乱。

《瞭望》:2008年,你说过土壤污染的防治工作全面开展可能还要等三年,为什么还要等三年?

赵其国:这个等三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技术体系我们还没有完善,另外一个是土壤污染工作得到的支持度还不够。

赵其国:我估计大概三年以后,大环境会有改变,大家都能提高认识,而且我们的工作也要跟上,这三年我们抓住土壤污染的典型来分析,同时要积极宣传,以期培养公众对土壤污染问题的认识。

人们对于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这不是一年能解决问题的。当然越快越好,我现在讲三年,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久,我觉得三年应该差不多,这是我的认识。

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重视程度,国家中每一个人对这方面的觉悟会提高,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北京污染场地的治理在全国是一个好的开端。北京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控制土壤污染,土地的最终出让价会因之下降。”

在北京短暂的土壤治污史中,2004年三名地铁探井工人的故事,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转折点。

这一年的4月28日中午,北京市宋家庄地铁工程建筑工地的探井工人正在挖掘施工。当31号坑的三位工人挖掘到地表以下3米处时,他们闻到一股强烈刺鼻的味道。

由于施工方早有预先准备,三位工人戴上了防毒面具。当土坑被掘至5米深处时,三人均出现不适症状,其中一人开始呕吐。

其后,三位工人被送至铁营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至当日下午4时出院。另两人症状较轻,简单治疗后回到工地。

出事地点原是北京一家农药厂的厂址,这家农药厂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北京红狮涂料厂合并。

“这是北京市对场地(土壤)污染重视的开始,那是2004年。”北京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副主任李立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2005年,北京市就开展了潜在污染场地调查工作。”

2月23日中午,李立新带着本刊记者前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的污染土储存地。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在此地修建了一个暂时存贮污染土壤的大棚。

记者乘车在北京市北郊一路行驶,蓦然在公路边,透过早春稀疏的林木枝条,看到公路一侧的围墙内,有一枕形的巨大白色立方体,其体积可以达到一个室内运动场的规模。建工环境修复公司总经理高艳丽对记者说,这就是贮存污染土壤的大棚。

数分钟后,经过一道大门,越野车停在大棚出入口的一侧,大棚长150米,宽50米,高度25米,可以容纳七八万方的土壤,大棚底部由水泥铺就,完全与大棚下的土壤隔绝。大棚本身采用了高分子阻燃材料充气膜。

这座大棚建起还不到一个月。现在已装填了7万多吨被污染土壤,这些土壤是从原北京染料厂厂址运来的。

北京染料厂建立于1956年,以生产分散染料、还原染料和有机颜料为主。染料厂原址接受了环境评估,被确认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半挥发性有机物和部分染色染料污染,其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均有危害。

2008年11月,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和北京市环保局对该地块污染修复工程进行了公开招标。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公司中标。这是这家公司在北京参与土壤修复工程的第四个案例。

本刊记者在大棚入口不远处的平房内,换上了白色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与两位工作人员进入大棚。大棚的入口分为两层,类似船闸。进入外层门后,外层门关闭,内层门开启,双层门可以有效防止棚内空气的外漏,以防止二次污染。

通过两层卷帘门进入大棚后,记者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广大空间的白色雾气中,无法看清大棚中的景象。工作人员说,雾气中既有水蒸气,也有土壤中的挥发性物质。

几分钟后,记者看清了棚内的景象,几台挖掘机正在开足马力把土堆到更高处,工作人员说,土要堆到20米高,以利于更多的土装入大棚。

挖掘机内的司机,与记者一样穿戴着防护服,不同的是,他们身背氧气瓶,每两小时一班,轮流作业,以保证健康安全。

高艳丽说,大棚内以万吨计的污染土壤,将采用热解析方法进行处置,该技术能满足污染土壤修复标准,且不破坏土壤的成分。

事实上,原北京染料厂的一部分污染土壤已送至北京市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树林公司)所属的水泥焚烧窑处置。

这是北京第一家规模化安全处置污染土的单位,承担过多起涉及污染土壤的环境应急抢险任务:2004年,在地铁5号线开挖工程遭遇被农药污染土壤的事件中,这家公司共处置污染土壤2万吨;2006年,处理化工三厂污染土壤1.4万吨;2007年至今,处理红狮涂料厂污染土壤23万吨。

红树林公司市场部经理刘科告诉本刊记者:“处理污染土壤,先要对污染土壤的成分进行化验分析,确定是否适宜利用水泥窑焚烧处置,适宜焚烧处置的污染土,需结合水泥生产的要求,确定单位时间的焚烧量,进入水泥窑内进行锻烧。水泥的配料之一是粉煤灰,污染土壤替代了水泥的原料粉煤灰,最后锻烧为水泥的熟料。”

污染土主要成分仍然是土壤,其有害成分的含量一般不会超过其质量的1%。进入水泥窑内进行锻烧后,有机污染物就生成二氧化碳和水,这就是有机物彻底焚毁的定义。

剩下的无机物,进入水泥熟料当中,将被进一步加工成水泥。最后成品还要经过检测,成为符合标准的水泥。

“水泥回转窑处理土壤类废物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刘科说,为保证污染土壤处置全过程无二次污染,红树林公司委托科研机构对污染土存储库区的周边空气进行定期监测,对水泥窑尾气的排放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监测数据直接与北京市环保局联网,监测结果表明,该公司在处置污染土期间,周边环境及大气排放低于国家允许排放标准。

李立新说:“根据目前北京市的经验,受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土壤,采用焚烧的技术处理得彻底,对环境不产生二次污染,价格相对便宜,不失为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治理技术。”

针对不同的污染状况,北京市采用阻隔填埋、焚烧等异位土壤治理技术,完成了北京化工三厂、北京红狮涂料厂、北京轮胎厂,共3个厂区的原址污染土壤的治理,共清除治理受污染土壤约30万吨。

李立新说:“城市土壤污染问题这两年才受到关注,以前也搞过土壤调查,但是,仅是从农产品安全与生态安全的角度。城市土壤污染问题,实际上是随着污染企业搬迁提出来的。”

随着城市的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北京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起,一直有工厂停产、搬迁,相比其他城市,拆迁的规模较大,时间较早。这使城市不同区域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

为了兴办“绿色奥运”,首钢渐次压产、停产,2006年7月,北京焦化厂停产。随即,北京市面对这些工厂停产后的厂址再利用问题。

2005至2006年,北京市环保局组织调查了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其中在对6块场地进行现场土壤和地下水采样检测中,确定了场地污染物。

李立新说:“空气、水作为扰动的介质,在一定空间取样,就可以判断空气和水的质量。而土壤不同,是固态的介质。土壤质量的监测,就涉及到合理布设采样点以及污染的判断标准问题。”

1995年国家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主要是针对农用土壤的质量标准,标准值仅涉及部分重金属和六六六、滴滴涕。这一标准,难以适用于城市用地的污染评价。

李立新说,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方法,国内一些科学研究机构在作土壤评价时,参照了国外不同的方法与标准,有的是参照美国的,有的是荷兰的,这就造成了评价结论的不一致与不可比性。

2007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了《场地环境评价导则》,用于规范土壤评价的方法和程序。

2007年7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关于开展工业企业搬迁后原址土壤环境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京环发151号),要求工业用地原址在二次开发利用前必须进行场地环境评价,发现存在污染的场地要制订土壤治理修复方案,由原污染企业负责污染场地的治理和修复,污染场地经治理修复合格后,方可进行其他用途的开发建设。

截至目前,北京市环保局已组织相关单位对近50个场地进行了场地环境评价,评估场地涉及钢铁、焦化、化工、染料、纺织印染、汽车制造、农药等行业。

评估发现,7块场地受到污染,必须修复,才可达到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其中部分场地污染严重,污染深度达到15米。

李立新坦言,最大苦恼在于,该法规的制约力有限,没有相应处罚权。希望国家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能尽早出台。

北京的土地资源紧张,尚未因土壤污染而出现废弃土地的情况。原红狮涂料厂厂址污染是比较重的,但其高达1亿元的治理费用,最终都消化在土地流转交易的费用之中。这是因为土地的利用价值远远大于治理价值。

“北京污染场地的治理在全国是一个好的开端。北京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控制土壤污染,土地的最终出让价会因之下降。”李立新说,“其他大中城市,土地的利用价值较高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土壤污染的治理成本问题,但对于偏远地区,土地价值不高,这在治理机制上可能就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2008年6月,环境保护部下发《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各地充分认识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意见指出,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不足,全社会土壤污染防治的意识不强;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件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意见要求,到2010年,全面完成状况调查,基本摸清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初步建立土壤环境监测网络;编制完成国家和地方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初步构建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等管理体系框架;编制完成土壤环境安全教育行动计划并开始实施,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有所提高。到2015年,基本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系,出台一批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法律法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

意见明确了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领域,包括农用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污染场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要求严格控制主要粮食产地和蔬菜基地的污水灌溉,强化对农药、化肥及其废弃包装物,以及农膜使用的环境管理;结合重点区域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污染场地特别是城市工业遗留、遗弃污染场地土壤进行系统调查,掌握原厂址及其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种类、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建立污染场地土壤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

意见要求建立污染土壤风险评估和污染土壤修复制度,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被污染的土壤或者地下水,由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负责修复和治理。

在强化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措施方面,意见提出搞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建立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强土壤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开展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示范,建立土壤污染防治投入机制,增强科技支撑能力,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宣传、教育与培训力度。具体包括,进一步加大投入,不断提高环境监测能力,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省、市三级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定期公布全国和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制定土壤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处置预案,编制国家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等。(本刊资料室)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最近说,在其居住地附近的最后一个工厂烟囱也拆掉了,据说,这些工厂都迁到了中国。”

纽约的腊夫运河(LoveCanal)小区是典型的美国城市郊区蓝领集中的社区。

这里靠近尼亚加拉大瀑布,环境宜人。工薪一族在这里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生儿育女,生活美满。

洛伊斯·吉布斯是一名家庭主妇,5岁大的儿子麦克患有肝病、癫痫、哮喘和免疫系统紊乱症。5年来,她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医院儿科病房度过的。

一天,她偶然从报纸上得知,腊夫运河小区曾经是一个堆满化学废料的大垃圾场,于是她开始怀疑儿子的病是由这些化学废料导致的。

吉布斯开始进行调查,她发现小区内很多家庭都遭遇流产、死胎和新生儿畸形、缺陷等情况。此外,许多成年人体内也长出了各种肿瘤。

随即,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被曝光:从1942年到1953年,胡克化学公司在运河边倾倒了两万多吨化学物质。

7个月后,卡特颁布了划时代的法令,创立了“超级基金”。这是有史以来联邦资金第一次被用于清理泄漏的化学物质和有毒垃圾场。

“从1980年开始,美国成立超级基金,成百上千亿美元的资金被用于污染场地的修复。”在去年12月瞭望周刊社与美国易道公司举办的“改变与演变——生态城市在行动”论坛上,中国环境学会理事、国际地下水科学家与工程师协会会员谢辉,讲述了腊夫运河小区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记录腊夫运河事件的著作《难逃幽灵城》推出中文版,其中文译者、上海交通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曦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腊夫运河事件唤醒了世界各国对化学废弃物的认识,在土壤污染治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节一号含汞电池烂在土壤中,可使1平方米土地失去利用价值——通过媒体报道,这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作为“看不见的污染”,土壤污染又往往被人忽视。

谢辉告诉本刊记者:“普通人常有这样的误解,就是把土地当作有效的污染滤器,以为危险废物倾倒于地面,会经土壤渗滤并消失。”

可事实是,对于土壤污染物来说,全球是一个闭合系统——任何土壤污染物的输入均可产生长距离传输、转化(生物/非生物)、生物累积、毒性效应,土壤污染物并不会消失,它将持续地存在于闭合的全球系统之中。

谢辉说:“土壤污染物非常稳定,对于光、热、微生物、生物代谢酶等各种作用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在自然条件下很难发生降解。一旦进入人体内,就等于将其放进了储藏室,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一旦进入环境中,将在水体、土壤和底泥等环境介质以及生物体中长期残留。”

土壤如同地球的皮肤,水体和大气的污染,最终将归结于土壤之中。土壤受到污染后,又会通过挥发、渗透进入大气以及地表和地下水水体,形成循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土壤污染正呈现逐年加剧的态势。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地球是平的,在全球化过程中,高危性的重化工企业有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最近说,在其居住地附近的最后一个工厂烟囱也拆掉了,据说,这些工厂都迁到了中国。”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所前所长夏家淇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被污染的土壤会排出挥发性气体,如果被人体吸入,或者人体直接接触土壤,都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土壤污染跟地下水污染是分不开的,要综合治理。”夏家淇说,欧美国家总是把土壤污染跟地下水污染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他们的管理部门和研究部门都是如此。

谢辉说,中国这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因为涉及到两个专业,各专业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考虑,土壤方面就是以土壤为主体考虑。这两部分的工作其实是分不开的。现在中国环境科学协会认识到这一点,专门成立了一个土壤与地下水专业委员会。

199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告写道:“我国耕地污染较重,有1000万公顷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据中国基础研究网第212号香山科学会议——污染土壤修复与生态安全学术讨论会(2003)报道,“土壤环境污染问题已越来越突出!全国受重金属污染的农田有6000多万公顷。”

6000多万公顷的农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有学者质疑,该数据可能包含了重金属在内的各种污染物导致的场地污染总面积,实际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面积可能没有这么多。

夏家淇提出疑问:“这么大面积的土壤污染意味着什么?是有危害而需修复,还是因有污染物进入即认为是污染,还是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而判定为污染?”

夏家淇说,国内进行土壤污染评价,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以土壤背景值为基准,超过土壤背景值上限值就是污染,这是以污染物增加为基础的,据此统计出的面积一般会较大。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GB15618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第二级标准值进行评价,超过此标准值即为污染,这种评价是以可能影响农业生产、人体健康为基础的,以此统计的面积则要小得多。

用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得出“土壤污染”的评价结果,但内涵不同,这是对土壤污染定义的理解不同导致的。

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公布的“GB15618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者,夏家淇告诉本刊记者,甚至在喜马拉雅山峰顶都能发现DDT残留,这是受到全球大气流动影响的结果。可见,在地表土壤不可能没有外源污染,从绝对概念上,找到土壤背景值已毫无意义。

他说,从发展形势看,“GB15618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已不适应当前要求,污染物项目订得过少,应作出修订。可以参照欧美等国情况,结合国情,建立基于风险评估的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

夏家淇说,最近三年多的时间,他全身心扑在修订这个标准上面,却面临相应基础研究不够和缺乏基础资料的问题,“标准的制定需要大量的实验操作,这些都需要国家支持”。

针对污染场地再开发,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来进行管理,如美国的《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和超级基金计划、加拿大的《国家污染场地修复计划》、日本的《土壤污染对策法》。

这些法规政策规定工厂、企业废弃和转产后,进行土地再开发时,必须进行污染调查、评估和必要的修复。

国家环保部门在2004年颁布了《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要求产生危险废物的工业企业在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时,需要进行土壤环境状况调查和确定土壤修复方案,原生产经营单位须负责治理并恢复土壤使用功能。

谢辉说:“这个通知并非强制性的法规,中国也没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因此绝大多数国内废弃的工业场地再开发并未实施环境调查和修复。一方面,中国在废弃工业场地再开发的环境调查和评估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方法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还缺乏场地调查的污染物范围、污染物的评价标准和土壤污染的清除标准,特别是中国有关废弃的工业污染场地再开发的法律法规还几乎是空白。”

据《北京科技报》报道,中国工业企业80%集中在城市,长时间的积累使工业企业场地污染物浓度远远高于其他区域土壤。

夏家淇说:“如果在已经严重污染的场地盖居民区,就会对人民健康带来危害。特别是有些化工厂遗留的污染物,很多都是致癌的。像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它在地下有一道缝隙就可挥发出来,所以,这个问题是十分让人担心的。”

如何应对这一令人担心的情况?夏家淇说:“在对污染场地进行现场调查以后,如果超过筛选值,就应进一步作风险评估。作风险评估有三大好处,第一,可以确定是否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第二,如果风险度高,就要提出场地修复标准,并制订修复方案;第三,可以保证今后用地的安全性。”

2005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上,要求把防治土壤污染提上重要议程。

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环境保护工作时,明确要求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

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综合治理土壤污染”。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以防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并要求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超标耕地综合治理,抓紧拟定有关土壤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

“十一五”规划对全国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作出了部署,国家已安排10亿资金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06年7月18日,国家环保部门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会议,宣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正式启动。这项工作将耗时三年半时间,调查范围覆盖除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全部陆地国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展过两次全国性土壤普查,一次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另一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两次土壤普查主要是了解土壤肥力,针对农业生产而进行的。

在这次全国范围内的土壤调查中,国家环保部门希望能够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中国土壤环境质量的总体状况,查明中国重点地区的土壤污染状况及其成因,评估土壤污染风险,确定土壤环境安全级别,筛选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提升土壤环境监测能力。

夏家淇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土壤污染问题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实事求是才有意义,建立治理土壤的法规是个系统工程,要真正治理土壤污染源,涉及到一个全面的环境保护问题,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马军说:“中国环境保护工作从历史发展来讲,是走得比较快的。但另一方面,环境方面包括土壤污染防治的挑战又日益紧迫,从这方面讲,中国的环保又走得相对较慢。”

“日本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骨痛病,其政府开始重视土壤污染。”夏家淇说,“现在,土壤污染问题在中国还没有充分暴露,这反而令我忧虑和担心。”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