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5年转眼只剩两个多星期,但是人们似乎无法沉浸在新年到来的喜悦之中,无论是中国华北地区伸手不见五指的雾霾还是印度北部来势凶猛的特大水灾,都在为人们敲响警钟,长期以来缺少实质突破的气侯谈判也让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焦虑不安了,但是刚刚落幕的巴黎气侯大会得到了包括中国、美国、德国印度等全球190多个国家的支持,最高领导人纷纷出马,于是这届会议也被视为“挽救人类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

周瑛琦:中国错过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是后发国家的典型,惨痛的教训历历在目,于是当中国一旦有机会谋求发展就会比别的国家更有动力,赶英超美,大干快上,已经成为一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但是早已经经历了这一阶段的发达国家却逐渐开始反思这种模式,发展的代差为未来气侯问题难以调和的矛盾埋下的伏笔。

解说:有着很多传说,比如,传说新中国刚刚建立时国家主席曾站在城楼上无限自豪又憧憬地对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说,今后从上望出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段传说并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只有百思不得其解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回忆中曾写到过彭真向他转达了这一最高指示,不过上的另一段对话则有着确切的记录,那是在1953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在城楼上看到产业工人的队伍不够庞大,曾质问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首都是不是要搬家。无论是想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还是希望产业工人队伍壮大,这两个愿望的背后都是中国人百年来实业救国民族振兴的梦想,要不要发展现代工业这个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似乎不可能有第二个答案,但是对于工业发展会引发地球气候变化的担忧早在19世纪末已在西方科学界悄然兴起。

汪品先(中国科学院院士古气候专家):早在19世纪就已经证明了实验室证明二氧化碳能够有温室效应可以使得温度增加。

大卫卡罗利(墨尔本大学教授IPCC主要作者):1890年代有科学研究表明,首先温室气体增加会给气侯系统加温,而燃烧化石燃料会使气侯变暖。

解说:Fossil Fuel化石燃料,主要包括媒、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由远古的动植物遗体经地质作用而形成,化石燃料的主要成份是碳氢化合物,经燃烧氧化放出能量,释放出二氧化碳和水蒸气,今天二氧化碳被列为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工业革命也被看作为人为导致气侯变暖的开端,但是在西方科学发展的早期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二氧化碳的存在。第一个提出地球大气层可能具有“温室效应”的是法国科学家傅立叶,他在1824年提出如果地球上的热量仅仅来自太阳照射那么以它的体积和与太阳的距离地球应该比现在冷得多。

丁仲礼:假如没有温室效应目前的地球它的温度是零下十六度到十七度,全球平均温度。

解说:温室效应假说提出四十年后爱尔兰科学家廷得尔第一个在实验中证实了温室效应的存在,不过当时廷得尔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水蒸气上。第一个提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会导致地球变暖的是瑞典科学家阿伦尼乌斯,他计算过二氧化碳与水蒸气吸收红外线辐射的差别后提出了一条方程式,如果二氧化碳以几何倍数增加大气温度就会成算术倍数增长,当时横扫欧美的工业革命已进入末期,伴随蒸汽机的发明,煤炭等化石能源被广泛使用阿伦尼乌斯断言由此排放的二氧化碳足以改变大气成分比例,导致气温上升,而这一断言已被现代科学证实,北极科考站的挪威科学家通过分析不同年代冰芯气泡的成份差异绘制了一份二氧化碳的万年曲线图。

马科斯科尼格:仅仅是过去的一两百年里“二氧化碳”含量开始升高,我的意思是与工业时代正好一致。

本麦可尼尔:工业革命之前二氧化碳的浓度是290ppm,在我们排放了数以十亿吨的二氧化碳后现在的温度大约是390ppm,增加了差不多40%,导致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了0.7至0.8度。

解说:不过对于气侯变暖阿伦尼乌斯是非常向往的,这也许和他是个瑞典人生活在寒冷的高纬度地区有关。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石油开采和加工工艺的进步,汽车、飞机等等现代交通工具纷纷使用汽油作为动力燃料,并在西方国家迅速普及,而自从1875年第一次实现火力发电以来大规模使用电成为了可能,这又将人类代入了电气时代,所有的这些科技进步都是以燃烧化石能源释放二氧化碳为基础,到如今人类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约为315亿吨,速度是工业革命前的6倍。

邵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轨迹合作中心副主任):工业革命以来先行工业化的这些国家他们已经在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由于使用这种矿物燃料,那么这个累积造成了今天的温室气体的浓度,造成了今天的温室效应。

解说:在二氧化碳浓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时,工业革命也将欧美国家武装的空前强大,他们用坚船和利炮踏遍了世界,也闯进了依然沉睡在农耕文明里的中国。被迫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洋枪洋炮的震慑下开始了迈向工业化的探索,从洋务运动的“军工救国”到戊戌变法,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再到“实业救国”的提出,尤其是看到二战中苏联凭借强大的重工业实力粉碎了纳粹德国的铁骑,一跃成为于美国并肩的超级大国,发展工业被几代中国人视为民族振兴的希望。

解说:正因如此,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务院直属的30多个部委,主管各类工业的就有五个,却没有一个主管生态和环境,而冷战格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都将重获新生的中国推向了自力更生的工业之路,一时间中国进入了一个高耗能的时代。

周瑛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用“气候变化”这个词,而非“全球暖化”,据说一来是为了更科学地表达,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二来是因为这是美国政府的要求,因为全球暖化的理论刚刚兴起时,在一些石油能源公司的围攻下被贴上了“政治”的标签,石油是工业发展的血液,也是谋求国家现代化的,但“成也箫何败也箫何”,也正是石油给人们深刻的教训,让人们从亢奋中冷静了下来,看看这个已经危机深重的地球。

解说:没有人会忽视1978年带给中国人的改变,十年浩劫终于过去,被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闻到了一丝改革和开放的气息,几乎停顿的经济建设也开始缓慢复苏,但在全中国正要为新的勃发而积蓄能量时一个巨大的绊脚石拦在了路中间。

何建坤:当时发现能源的供应是个最大的制约,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供应都很紧张,很多地方都经常停电,所以当时国家也提出来从1980年到2000年,用能源翻一番,支持整个的GDP翻两番。GDP能源强度下降一半这样目标,那当然二氧化碳排放也得减少了。

解说: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国的碳排放相对能源消耗总量已出现放缓的势头,只有国内生产总值开始蓬勃向上,这一变化的背后,是中国能源战略的调整,和能源技术的改进。何建坤是中国最早研究能源规划的学者,曾担任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从2007年起何建坤出任中国气侯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希望提高能源利用,开拓新型能源,为中国经济谋划一条低碳之路。

何建坤:在改革开放以前,当时中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八十年代初,一直到2000年左右开始我们注重了民生,注重了市场经济,注重了改善人民生活,所以轻纺工业发展很快,所以这个结构的调整呢使得我们GDP的能源强度下降。

解说:但在当时刚刚研究生毕业的何建坤,并不知道自己从事的的能源研究会与气候变化有什么瓜葛,就是研究天气动力学专业出身的丁一汇国家气侯变化专家委员会的另外一位副主任在三十年前对于气候变化尤其是人类导致的气侯变化也只是有个模糊的概念。

丁一汇:我印象里竺可桢老先生曾经谈到唐宋的时候,那是气侯是比较暖的,长安都可以有橘子,并且大象可能都会到过黄河地区,变化的原因呢主要是自然的原因,那么我真正才理解气侯变冷变暖和人类有关系大概主要是在1979年和1980年这两年,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当访问学者。

解说:丁一汇是中科院第一批赴美国交流的学者,初初打开的国门骤然拓宽的视野都让中国学者有些应接不暇,1981年还在潜心季风研究的丁一汇访问了美国夏威夷大学,而近在咫尺的莫纳罗亚气象台正是全球最早开始测量温室气体的观测站。

丁一汇:现在我才知道它是从1957年测量起的,等我去的时候已经二十多年的资料了,当时并不懂,经常看他们几个日本人还有几个美国人天天在那里分析,直到后来很多年以后他们发表了二氧化碳不断增加的曲线,这个叫基林曲线,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是给气侯变暖提供科学的基础和依据。

解说:但在八十年代初,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导致气侯变暖这一理论尚未获得普遍认同,西方学界甚至在未来社会变暖还是会变冷这一基本判断上存在分歧,事实上持续500年的小冰期在19世纪末结束,新一轮的升温仅持续了四十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全球的平均气温已又再度呈现平稳下降的趋势。尤其当这一理论遇到了研究古气侯的学者时更是会遭到嘲笑,中国气侯变化专家委员会的第三位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就是其中一位,在他的研究里,气候变化动辄就要以千年、万年来计算。

丁仲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古气候专家):我第一反应不可能的,长时间尺度来看,气侯肯定是要变冷的,二百多万年以来我们经历了冰期,间冰期,你们叫冰河期,这个变化,一万四千年之前,这时气侯就开始变暖,到六千年之前,就是达到高峰,这个是在地球轨道变化控制下的后来就开始一直是温度,基本上是下降的,但是这个下降是一个总的趋势,在这个下降过程当中它是有波动的,所以你现在谈气侯的变化,你谈的是哪一个时间尺度上的变化。

解说:至于人类担忧,二氧化碳会导致气侯变暖从而谈虎色变,丁仲礼更是不愿苟同。

丁仲礼:二氧化碳是滞后于温度变化的,这个是我们作为古气侯研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地球几十亿年的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或者说99.99%这么来算的时间二氧化碳的浓度都要比现在高很多很多倍,比如说是恐龙活动的时候,恐龙这么大的动物要吃那么多的草,那个时候生命很多啊。

解说:在科学家们的争论中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在这样一场旷世大讨论中此时的中国科学家尚在徘徊观望之中。但是大自然的变化并不会因为人尚未准备好而停下脚步,继七十年代初,西非与澳洲发生特大干旱后中国在1978年也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旱情,全国几乎所有省份都布头程度受灾,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山西、陕西、山东等省份年降水量更比常年减少二到四成,更让人担忧的是从1985年到1990年几乎年年都出现了严重旱情。

丁一汇:我们的降水格局发生变化了,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北方的雨比现在要多,那个时候的年降水量大概可以达到800毫米,现在的降水,降到530毫米,并且是长期的干旱,1978年以后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南方却暴雨频繁,你比如说1991年大洪水,1998年大洪水,1999年大洪水,这个我们叫什么,叫南涝北旱,它确确实实和气侯的年代际的变化有关系,同时也和海洋温度的增加有关系,它会使得夏季风减弱,一减弱以后呢季风就到不了北面去了,它就停在长江和淮河流域就完了。

张德二:那一些干旱事件并非是在变暖的情况下,或在温暖时间也有,寒冷时间也有,中国在过去一千多年当中出现的重大的干旱,它的严重程度远远地超过了20世纪变暖气侯背景下所发生的干旱事件。

解说:科学家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是恐慌已伴随一场突如其来的能源危机在全球蔓延,从20世纪七十年代起,全球共爆发了三次石油危机,每一次都是因为中东的政治动荡,三次石油危机,原油价格从每桶不到3美元上升到每桶突破40美元,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严重首创,人们对于石油不再有以往的信心,寻找替代能源已经迫在眉睫。

欧奥德加(丹麦能源署高级顾问):丹麦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受到非常严重的创伤,这对我国的政治家来说是个很大的教训,我们未来必须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我们必须要节约能源,我们必须找到办法维持我们未来的发展。

解说:国内资源贫乏的丹麦,开始大手笔投入节能研究,并着手开发生物质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求最终替代石油和煤炭,然而在英国,能源危机还引发了一场政治灾难,那是1973年冬天,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尚未结束,英国国内又爆发了煤炭工人和铁路工人联合大罢工,能源危机雪上加霜政治被迫禁止人们在周日驾驶飞行以及船运,并要求居民在整个冬天只向家中的一间房子供暖,怨声载道下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最终倒台。然而事情在五年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1979年撒切尔夫人赢得大选,保守党重掌政权,她在任期内关闭了大批煤矿,并着力推动大型核电项目,在大学里主修化学专业的撒切尔夫人对民众说二氧化碳会导致灾难性全球变暖,无论这句话的背后隐藏了什么,英国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认同人类导致气侯变暖的国家。

解说:这里是纽约的第八大道,一面20多米高的计数器当街树立,提醒人们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分分钟都正以吨为量级在增长,1992年5月,就是在这座城市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获得通过,这份历史性的文件第一次明确表明要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苏伟:大的框架基本是按照中国但是提出的发达国家承担主要的责任,两百年工业化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造成课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噎死一个责任的问题,经过谈判最后就演化成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解说:一个月后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讲这份气候公约开放给领导人签字,1994年3月公约生效并于1995年4月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从此世界被再度分成两大阵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气候谈判也演变成两大阵营间的较量。

苏伟:说到底就是一个发展权之争,发达国家经历过二百年工业化,现在反过来要以控制室气体的排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展空间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吕学都:柏林授权里边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要制定发达国家具有发露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这是一条,第二条同事不得为发展中国家引入任何新的义务,这么两条原则是不可逾越的,这个是一个红线。

解说:但是随后几年气候谈判依旧十分艰难,尽管已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作为原则,但具体该如何减排各国争论不休,十年来,人类眼睁睁看着气候变暖的预言被验证,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1990年出具的第一份报告表明过去的一百年里地球的平均温度上升了0.3至0.6度,而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对此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的京都在人类对抗全球变暖的历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1997年12月11日一份被称作《京都议定书》的文件获得通过,在这份二十多页的文件里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空气进行量化分配,一如既往,会场内外争吵不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争吵。

邵骥:当地媒体都在骂中国,说中国是Mr.No(“不”先生)就是说人家一提出什么建议我们都是在说NO(不)。

吕学都:美国一直要强调要坚持另外一个条款,叫做资源承诺,为谁制定的,是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那么发展中国家是坚决地反对,如果要承诺他就一定会要你强制去做,所以坚决不同意那个条款。

苏伟:欧洲提出来要大幅度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美国就是说还是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减排不能影响经济发展。

苏伟:欧洲国家相对于美国在技术在环保理念方面、环保标准方面是占有优势的,所以他们也想利用它的优势来跟美国在政治、经济舞台上来竞争一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他们饭还吃不饱呢,他们很难去想到一些更高的需求。

吕学都:欧盟很早就提出来了,它说它要减15%甚至20%,那个时候在1996年的时候就已经提了这个可是最后呢,它定下来是8%,为什么?美国是同意7%,日本同意6%,谈来谈去他说那我比你多一点,到8%,它也不愿意减15%了。

解说:经过11天的谈判,发达国家最终写入《京都议定书》的总体减排量只有1990年的5%,其中欧盟承诺到2012年比1990年的排放量减少8%,美国承诺减排7%,日本减排6%,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过的排放量仍被允许咯有增长,俄罗斯与东欧国家也被允许维持在1990年的水平,而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被要求承担法定的减排任务。

吕学都:最后关头的时候延期了快两天,我们连续了五十几个小时在会场谈,美国副总统戈尔亲自飞临会场,去推动这个谈判,当时的主席他知道有人要举牌子要说话他就不看了,就一直说我看没有人反对,通过,就一直这样通过下去。

苏伟:发达国家也承认它愿意提供资金、提供技术,那么这个结果呢应当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还是笔比较有利的,也是公平合理的一个结果。

解说:减排5%的温室气体并无法阻止地球温度的上升,但《京都议定书》开创的新纪元却让人类进入到一个连空气都可能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千百年来人类对大自然予取予求,空气之后下一个又会是什么,只是艰难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迟至八年后才生效,美国更于2001年退出,在澳大利亚也迟迟没有获得国会批准,刚刚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就已行将期满,第一承诺期的2012年失效后人类还有没有决心对抗气候变化,谁也没有答案。2005年8月

美国遭遇了世纪飓风卡特里娜,堤坝被冲毁,洪水涌进城市,整个心奥尔良陷入绝望,飓风造成近千亿美元损失,1800多人死亡美国政府也因救援不力备受指责,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史无前例的大灾害接连发生,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气候变化已经该改变了地球的自然规律,2007年12月,UNFCCC第13次缔约方大会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一直与发展中国家针锋相对拒绝承诺减排的美国终于底下了高昂的头颅,一份被称作巴厘岛路线图的行动计划获得大会通过,各国将制定,2012年过后的减排目标,交由2009年12月的第15次缔约方大会讨论,这就是后来的哥本哈根大会。

:按照科学的要求IPCC的要求,你发达国家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5%到40%,你拿出多少钱呢,也应该有个标准,你拿出你GDP的1%到1.5%,那就是三千亿,1.5%就是四千五百亿,帮助支持发展中国家。

解说:巴厘岛会议也给后来的争吵埋下了伏笔,美国执意要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减排计划,气候公约长久以来的双轨制原则受到挑战。

吕学都:发达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同时不为发展中国家引入任何新的意义,明明白白的写在纸上,好,为什么中国会说NO(不),因为发达国家你老节外生枝。

:他们已经到了人均GDP已经3万4万美金了,可是发展中国家中国那个时候也就是1600、1700美金,现在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和美国和欧洲和发达国家相比也是要差两到五倍,你不说人生而平等吗?不是人人平等吗?这不是一个纯的技术问题,这就是一个要不要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

解说:排放权就是发展权,失去排放空间就不能再消耗石油和煤炭,建立在廉价石油上的美国式生活和高耗能、粗放型的中国式经济狭路相逢寸步不让,一番唇枪舌战后,最终写入文件的是这样一段复杂、绕口的文字。

文件内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可持续发展发面可衡量和可报告的适当国家缓解行动,他们应得到以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方式提供的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和扶持。

苏伟:也就是说只有得到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才适用“三可”程式。

李雁(绿色和平中国项目副总监):美国向只把“三可”加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后面而不提那个支持的部分的,但是后来就不知道是在场的什么人可能也发挥了一些文学上的天赋,就是把“三可”的这个短语把它放在后面,就可以解释为这两个东西都必须得是可测量、可汇报、可核实的。

解说:在南太平洋吐瓦鲁的国土依然在经受海浪的蚕食,在这里看不到海堤的保护,土地爷在被海水侵泡后无法再种植庄稼。

伊恩富莱(吐瓦鲁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我们获得了一些饮用水的项目援助资金,但要使吐瓦鲁做好防御飓风,海平面上升等影响的话需要大笔资金,我们至今都没有收到过这种资金。

解说:在非洲和南亚大多受气候变化影响深重的国家都没有等到发达国家的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直接导致气候谈判,从2008年开始停滞不前,而更多的时候这年复一年的谈判就像一本理不清不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站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说自话。

乔纳森珀因(美国气候谈判首先代表):美国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近年来正在显著提高,技术、适应变化还有医疗方面通过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世界银行这些项目将会继续下去,我认为我们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凯文康拉德(巴布亚新几内亚气候谈判大使):现在的情况是你必须证明人们的生活方式转变了才能拿到钱,但实际上如果你没有钱你很难做到让人们的生活方式转变。

周瑛琦:自2008年以来就缺乏实质性进展的全球气候大会令许多人沮丧,我们无法指责政治家,他们的身后其实是他们的国民在说话,就像中国的谈判代表他们摆在谈判桌上的方案其实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经济模式在说话,当国家利益与全人类福祉不能同步的时候如何选择或许需要大智慧,这让我们想起了日本在2011年3月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停机检修了50个商业核子反应炉里面的48个,面对炎热的夏天在政府、商业和民间机构共同的努力,全民的节能节约之下,日本竟然没有出现缺电,可见“人人改变世界改变”的空间依然是巨大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降低自己的生活、工作的碳排放,政治家们的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下节回来我们将要看看低碳生活先行者的故事。

黄鸣:我是做石油研究、开发工作,污染非常严重,当时心里很痛心,真正改变我一生的还是女儿的出生,也就是1986年,这时候呢我抱着一个这么可爱额度生命觉得她没有石油了,她没有蓝天白云了。

新闻片段:污染程度是世界组织公布的健康标准的约20倍,造成这里大气污染的主因是为供暖所燃烧的煤炭。大气污染与政府重增长的理念直接相关。

黄鸣(中国某天阳能企业董事长)所以呢我决定要辞职,创办一个企业,创业的时候1995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要建一个类似硅谷的地方做太阳能的研究,当时稀里糊涂的后来企业每年挣得钱滚好多番,到了十多年以后我们发觉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使用国,在德州我们建了太阳谷给全世界探索未来城镇。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就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太阳能单体建筑,那么90%来源于太阳能技术。城市的太阳能的普及率达到90%,楼顶上几乎都是太阳能,他的太阳能路灯达到了将近200公里,这个是在全世界是没有的,中国的一半人口都用了太阳能热水器。

杨庆林(中国某太阳能企业工程师)所以当我了解到这家太阳能企业是做这个绿色产业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兴奋,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加入了这家太阳能公司来工作了,利用太阳能做我们的主要的一个能源获取,这个呢我们叫自备充电宝,这可以给手机充电,腰包,总之我们的产品全是跟太阳能(有关的),从头到脚我们都可以做到用太阳能。

黄鸣:最早呢我被成为“太阳王”,我高兴了有一阵子,如果还有一些人为了改变世界、改变子孙的话那大概我算是其中之一吧,全世界所有的人民都应该团结起来,我觉得太阳能是完全可以独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

周瑛琦:不断恶化的气候状况与普通民众低碳理念的兴起重新点燃了民间对各国领导人针对气候问题达成制度性共识的期待,人们希望借助政治魄力一改气候谈判二十多年来的艰难与胶着,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确实看到了许多国家正在为人类共同的未来而努力,中国三十多年来发展增速惊人,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成为饱受诟病的全球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但如今,中国可以说正在华丽转身,虽然坚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共同但又区别的责任”,但中国的节能减排成效已经成为许多人眼中促成这次气候谈判最让人乐观的因素。

新闻片段: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非常严重,就连中国的官方也称空气难以忍受,由于供暖燃煤以及路面上超过五百万辆的车,官方实行交通管制,关闭市区工厂,但是雾霾难散,人们深受其苦。多年来由于中国在环境方面的新闻报道都相当苛刻吗,然而今天这个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已经下定决心减排,对于一个人口总量13.6亿的国家来说实现减排目标是个巨大的挑战,若想实现需要大胆创新的解决办法,首先中国已经启动建立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到2017年如果超过规定的上限那些大型致污企业们将需要获得批准才能“越界”。

邵骥:通过把排放总量分成各种额度,分配到排放者中间去,然后让这种额度变成有价证券,它通过交易可以实现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以最低的减排成本,实现减排目标。

视频片段:中国还将取缔一些新的煤电厂,并加大对于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投资通过给予如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优先使用权的办法,早2030年前,提高非矿物燃料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20%,现在,中国正以领导者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今年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两国在文件中达成的共识,将在新能源效率标准制定城市中绿色建筑建设,清洁能源研究和技术发展方面展开全面合作,在参加巴黎峰会前,中国已经强调想要达成一项国际气候协议的决心,并也已承诺将提供200亿人民币给发展中国家帮助应对气候变化,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巨大承诺,这是很好的消息。

傅晓田:中国和美国决定携手一起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对吗?您为什么会这样说?

邵骥:在公约20多年的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矛盾的方面表现的更多,但是这次中美形成了一个政治的共识,以这样一种形式元首级的联合声明,它实际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范例,表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可以找到合作的形式。

奥巴马(美国总统):我在此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第二大碳排放国的领导人,我想告诉大家美国不单承认在导致气候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也愿意为改革气候现状做出努力。

习: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

解说:中国与美国作为全球碳排放最多的两个国家曾历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僵持不下,如今两国元首传达出的积极信息让让人们再次看到转机,从踟蹰不前到刻不容缓,来自190多个国家的首脑齐聚巴黎,在生死存亡的共同难题面前人类再一次渴望共识。

周瑛琦: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当欲望过分剥夺了资源便会导致危机的出现,当全球暖化得不到缓解的时候,一些新的概念与制度被创造出来,无论这些新鲜事物的诞生如何曲折又如何亟待健全,但他们的出现就已经值得我们庆祝,受到异常气候威胁的人们还要等多久才能够解除警报,世界各国达成共识的路还有多长,越来越多关于人类命运的质问会提醒我们,向前的路上多想一想地球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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